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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枪 | 发表于2016年01月11日 13:16 | 归类于【乱纷纷不由人催马拧枪】

枪:

这些问答其实是2015年(甚至2014年?)在微信公众号回答的。当时关注人数少,应该没多少人看过,所以昨天又在公众号推送过一遍。也是提醒大家还有这么个栏目可以互动一下。其实也不知道该不该这么整,我是个不怎么爱互动的人,但又觉得总得玩儿点儿什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好在可以自己挑选自己愿意回答的问题来答,可以只说自己想说的话。

 

 

梁子 问:

枪枪你有参加高考吗,你紧张吗,你是怎么看待高考的呢?

东东枪答:

参加过。不怎么紧张。我几年前看到过一个说法,我很同意。大意是:高考是现在中国最公平、对社会最有益的制度之一。

多年以后问:

请问您对于刚毕业的做AE的职场新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东东枪答:

我大学快毕业时,教我marketingprinciple课的刘老师跟我说:以后工作了,对自己的要求要比自己的职位高一级。这个道理我后来越琢磨越觉着有价值。对你来说,这个道理的意思就是:做个好AE的秘诀就是——要拿自己当AM。

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哈哈 问:

枪叔,你是不是实在想不出要写啥推送文章了才想出互动这个主意的?

东东枪答:

不是。是因为回答某刊物的提问,发现在那些提问下,考虑了一些自己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就忽然觉得,看看大家在考虑哪些问题,逼着自己多思考一些“别人的问题”,或许也挺有意义。

max 问:

假定你我是生活里认识的人,三观高度一致,言语投契,就是外表这关过不去,于是无法结为伴侣,这不是很可惜?

东东枪答:

不可惜。“这关过不去”证明确实没办法接受。那就没什么可惜的。哪一关都过得去,但还是没办法在一起的,才配被叫作“可惜”。

国胜问:

这条“互个动”发出去后,如果来提问的人很少,会不会有点忧伤?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啊!

东东枪答:

不会。因为一定不会很少。如果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只有几百甚至几十个关注者,我是不会发起这种活动的。现在的关注人数完全可以支撑这个玩法,至少能玩一段时间。

亮东问:

东东枪,你觉得自己长得帅吗?

东东枪答:

我又不瞎。

李维翰大笨蛋问:

曾经看过《六里庄遗事·卷第一》,不知道有没有后续,有的话在哪里能看到,谢谢。

东东枪答:

有后续。还在写。别急。

和平问:

小引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诗人,我听过你朗读小引的诗,所以想听听你对他的诗的感觉和你怎样接触到他的。

东东枪答:

小引老师我并不熟悉,他的作品我读过的也并不多。但名字是很早就听过的,似乎是10几年前在一些诗歌论坛上。当时的诗坛好像就是大大小小的一堆论坛了。他当时自己也有一个论坛吧?记不清了。我好像去过。

yaya 问:

你还记得你3岁之前的事吗,如果不记得,6岁之前的呢?

东东枪答:

不记得。都完全不记得了。甚至小学毕业前的事情都记得很模糊。

郑捕头问:

知道枪总兴趣广泛,即使有些别人看似没意思的事儿你也能体会出些意思,那么请问,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没意思的事儿?请举例说明。谢谢。

东东枪答:

有。我觉得有input和output的事儿都是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做一件事,或者有收获,或者有产出,否则就没意思。例子太多了,别举了。

李小兔问:

东东枪,你怎样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东东枪答:

这问题把我难住了。可能只是惯性吧。

吉 问:

文学这件事,是天赋更加重要还是努力更加重要?

东东枪答:

我觉得是天赋。没有天赋,连该怎么努力都不会弄明白。

佳佳问:

我能嫁给你么?

东东枪答:

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已结婚。

憨人问:

你有女同或者男同的好朋友吗?

东东枪答:

有。有过不少。我是gay-friendly person.

Pilot.Mois 问:

郝先生你好呀一年前我微博私信问你你的波浪纹桌布哪里买的你回复了我还给我找地址我把波浪桌布拍了发朋友圈一个一直有好感的男生看了以后要了地址去昨天去他家看还觉得特窝心虽然两个中老年文青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也许是我一厢情愿还是觉得因为郝先生当时的nice才会有后面的这些觉得郝先生可棒了 btw 我们昨天还有讨论你。

东东枪答:

谢谢。祝幸福。:))

希耳朵 问:

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

东东枪答:

可能基本上是个事儿逼、闲不住、爱得罪人、乐意宅着、不爱交朋友的人。

小哲马利亚 问:

吉他练的如何,我正是在你的影响下才学的吉他,虽然我知道咱俩共同的目的不是骗姑娘而是陶冶情操,但你放弃的是不是太快了?

东东枪答:

没放弃。还在挠。挠得很业余,但快乐一点不少。

匿名网友问:

东东枪先生,您好,我很喜欢听您的朗读,您在博客里读过的《我与地坛》和《世界上》我听了许多遍,越听越喜欢。想问问您有喜欢的朗诵艺术家吗?可以推荐几位吗?谢谢您!

东东枪答:

其实,我不大相信世界上有“朗诵艺术家”这种东西。至少是不应该有。

无肉不欢。问:

东东枪老师,你为什么那么萌?

东东枪答:

生活所迫。

水易 问:

请问下你觉得一天里虚度掉的时间占多大比例?

东东枪答:

没算过比例。但想了想之后,觉得还是可以比较自信地说:我虚度的时间应该比大部分人都要少。可能会少很多。

向亚娟问:

一个从不取悦别人的人是不是会跟周围人格格不入?

东东枪答:

我不大相信世界上有从来不取悦别人的人。真有,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改改吧。

胡光明问:

我想看你的《六里庄的艳俗生活》话剧的录像,可以下到或买到不?

东东枪答:

目前不能。以后恐怕也不大可能。

z 问:

能不能和已婚男人谈恋爱,我九零后,他七零后。

东东枪答:

不能。

singer 问:

想看古文,但缺少必备的文学素养怎么办?

东东枪答:

学。买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一套四册,慢慢看。看完什么都会了。

王都好问:

面对头发、面对生活,都有时不我待又无可奈何的时候吧,每每那时您会怎么化解?

东东枪答:

通常是跟自己尽量斩钉截铁地说一句”youdeserve it.” 其实没什么逻辑。但挺管用。

小诺诺 问: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减肥反弹这个事儿的啊?

东东枪答:

没有反弹的减肥不算一次完整的减肥。

Jasmine Xu 问:

在公司碰见您用什么样的打招呼方式您比较喜欢?

东东枪答:

见别的同事怎么招呼,就也怎么招呼我。就挺好。

李凤阳问:

枪总,你对很多人把standup comedy翻译成单囗相声心里有不适感吗?我个人觉得特别不能接受,一来两者我都喜欢,二来两者又如此不同。

东东枪答:

我也觉得不大能接受。“脱口秀”这个以讹传讹的说法我也很不赞同。再没有更好且通行的译名之前,我打算还是先叫standup comedy算了。

西门长街 问:

有什么读书或者做笔记方面的习惯?

东东枪答:

我看书喜欢折页角。折下角记录进度,折上角标记精华。

北北问:

从博客到饭否到微博到微信,一路看过来,请问一路写过来的东东枪觉得自己的最大变化或进步是?

东东枪答:

可能是不那么爱抖机灵了。基本证明了自己具备抖机灵、耍小聪明、说俏皮话的能力之后,对这事儿就兴趣不大了。

方旻昊(FUN总)问:

怎么在一天工作十小时后,还有闲心写点想写的东西?不要笼统的回答,比如如果你想写那就能写。写作是技术活,我不太坚信纯意志的力量。

东东枪答:

一个大酒楼里专做海鲜的厨子,偶尔下班回家之后可能会挺想给自己做一碗少油少盐的蛋炒饭吃吧?

阳光小披萨问:

如果男友不給買貴的結婚戒指,還說中國人沒有戴戒指的傳統,您說他愛我嗎?!

东东枪答:

不知道。你爱他吗?

鹿与鹭问:

您是怎么进入奥美的?

东东枪答:

某一天,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天津老哥在MSN上问我,你愿意来我们公司做广告吗?我说您在哪个公司?他说:奥美。我就准备了份简历发过去,等了些日子,被叫去面试了一下,一共谈了10分钟左右,过了几天就去上班了。

como mucho 问:

枪老师,要是我想把《胡金波》拍成片子成不?你会帮我不?

东东枪答:

如果未经我正式授权,我应该会告你。

XDuxin 问:

东东枪曾说过相声大致有“逗、好、美”三重境界,那么枪总听过的,认为“美”的相声作品有哪些呢,能否推荐下。(给,这是你要的互动!)

东东枪答:

还是多听马三立、刘宝瑞吧。(谢谢!)

王兵问:

父母逼婚,各种介绍对象,被我回绝后说我自私,不顾及他们的感受。我真的自私吗?

东东枪答:

是的。

潘源文问:

作为贸大的老师,想问问您如何评价贸大?

东东枪答:

挺好的。但还不够好。

Tony 问:

装修后最后悔哪儿没弄好?

东东枪答:

一些东西买的时候太贪图便宜了,质量不够好。

egggggggg 问:

觉得老板有点傻逼,但是还挺同情他,留下还是跳操?

东东枪答:

跳操?为什么不试试广场舞。

王大忧悠问:

如果老罗不做手机而是入广告行业,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东东枪答:

我去看了T1手机的发布会。在发布会现场我就想起一个俗套的句子来:老罗不去做广告是中国广告界的不幸,是中国广告从业者的大幸。

zjl 问:

东东枪啊我也是干广告文案的客户都开通了微信订阅号我每天的工作大部分都变成了写微信发微信又觉得没人看咋办呐你怎么看?

东东枪答:

你觉得没人看就得想办法吸引别人来看,客户花钱雇你就是干这个的。另外,你们做广告文案的都不用标点符号吗?

萧逸问:

东东君,深夜读书到底是盼女鬼还是怕女鬼?

东东枪答:

以盼为主。

王子问:

你的那些曲艺爱好,对广告工作有帮助吗?

东东枪答:

有。很大。

喵小喵问:

为什么有的男人,一天到晚会把性挂在嘴上,还是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

东东枪答:

基本上是因为下流吧。不过也得看是什么部门。要是医院里专治不孕不育的,也正常。

张航问:

东东枪老师,你觉得石挥快乐吗?

东东枪答: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快乐的吧。我猜他本质上还应该是个热情快乐的人。但也敏感、忧郁。一个只知道快乐或只知道发愁的人都不会干好他这个行当。

可子问:

想念前女友了怎么办?

东东枪答:

调动所有括约肌一块儿忍着。

Queenie 问:

请问你是怎样减肥的?真心求教。

东东枪答:

踢馆是吧?

黄小侠问:

请问知心哥哥,你知道你默默地深深地喜欢着的人也默默喜欢你,作为女孩子,该咋办?

东东枪答:

来,我已经把你这句话放在这篇问答里了。作为女孩子,你该把这些问答一块儿转给他看,告诉他,里头有一条跟他有关。

匿名网友问:

我认识好多女生,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辨别出喜欢哪个该怎么办?

东东枪答:

那就是哪个都不喜欢。

也许很感动问:

我是一个过于注重结果的小年轻,清楚的知道自己没什么优势同时也在努力提升自己,但在过程中很痛苦。相信您从事创意工作这么多年,一定有比我深得多的领悟和感触。请问在云开见月前,如何调配咬牙坚持的痛感和“浪费时间”的找乐子呢?先谢过枪爷!

东东枪答:

我认真想了想,结论是:我真没“咬牙坚持”过。我一直在找乐子。

本月女神问:

说一件让你感觉到人生巅峰的无聊小事吧。

东东枪答:

某年某月,一个姑娘忽然跟我说:哎,要不要抱抱?

王博问:

来个格局大的,怎样做到知行合一?

东东枪答:

很难吧。能“知行尽量合一”就不容易。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努力要求自己“先行其言”吧。

 

 

 

注:

  • 以上内容系东东枪在其微信公众账号开设的新栏目「东东枪答大家问」。
  • 有问题要问,可以关注东东枪的微信公众账号: deardongdongqiang,然后发送信息“我要提问”,查看提问方法。
06月
07
东东枪 | 发表于2014年06月07日 11:34 | 归类于【乱纷纷不由人催马拧枪】

 

1.

朋友在微信上发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十几年前的我,坐在我们那县城中学的宿舍床上,手里捧本杂志,正挤眉弄眼着。朋友怕我想不起来,几秒钟后又发来一条文字消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想得起来。那是1997年的冬天,我读高中一年级,校门口外报刊亭的老板跟我很熟悉,每月都给我留一本《小说月报》。我在12月份的《小说月报》里读到一篇名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中篇小说,觉得有趣,就在宿舍里念了几段给同学听,结果他们听得乐不可支,就让我接着读,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天,其间还吸引来了几个新听众,结果是我把整部小说在宿舍里给播讲完了。

现在想来,当时主要还是爱其“贫嘴”,喜欢那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鲜活语感,但对那贫嘴之后的“生活”也多少有些感触,主要是觉得这张大民太不容易了,这一家子太不容易了。

后来,读大学时,买过一本刘恒老师的小书,里头有一些他关于这部小说的文字,他提到,当时搞过一个关于这部小说的读者座谈会,其中一批读者认为“幸福生活”其实是“不幸福生活”的意思,另一批读者认为“幸福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结果两拨儿人在现场掐起来了。

2.

在一篇创作谈里,刘恒说,他在这部小说的构思笔记上有一句话:“反映生活的艰辛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

除了这艰辛和破坏,我觉着,还有人的顽强。那些没抓没挠无依无傍的普通人的顽强。死皮赖脸地乐乐呵呵下去的顽强。“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顽强。

小说后来被改成了电影,又被改成了电视剧。我都看了。看完之后一琢磨,最喜欢的还是小说,其次是电影,最后是电视剧。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跟小说里的张大民相比,后来的张大民都没那么“浑”了。

浑才好。因为,浑才对。

不浑,不足以应付这样的艰辛,不足以抵挡这样的破坏。

而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上映时,刘恒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也提到:“我觉得不管多困难,人自我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欢乐。这是自己的盾牌,一个最后的盾牌。”

我觉得这话说得好。我说不出来,但觉得特别对。就好像我看张大民的贫嘴,也觉得学不上来,可又深表赞成。

3.

那本小书里,还有一篇刘恒老师写的短文,叫《王八咬人》。谈的是《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的精神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精神,翻译一下,就是“王八咬人不撒嘴”。

秋菊是不撒嘴的王八,张大民也是王八。只不过是另一个品种的王八。不是王八想当王八,往现实里说,是逼到那份儿上了,只能当王八。往励志上说:不撒嘴是王八的唯一出路。

“王八咬人不撒嘴”这七个字太好了,听着就那么神完气足,简直想找个书法家给写成条幅挂在家里。就跟范德彪挂“从头再来”,刘能挂“不容易”似的。

写“锲而不舍”当然也对,但总不如“王八咬人不撒嘴”那么痛快。这是大白话的力量。

4.

能用真切实在的大白话写东西的作家太少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少。反正是总觉着还是不够用。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作为一个民间曲艺爱好者,从小到大在相声评书二人转里听到过不少地道而鲜活的口语,听惯了那些人的词汇语气,再去听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台词,就经常觉得夹生。

记得看一电影,里头一人敲门,边瞧边问:“有人在那里吗?”让我别扭了半天——这是读惯了“Anybody there?”,连“屋里有人吗?”都不会说了?

特别想隔着银幕问问电影里头、问问我臆想中负责出产电影的那间小黑屋儿里——有人在那里吗?

5.

我总猜想这与普通话的广泛推行有关——全国各地的口语都已渐渐被书面语同化,很多原本存活在各地口语、方言里的表述方式都慢慢隐退了,年轻一代人接触地道口语的机会很少。再加上网络时代,大家“读”得多,“听”得少,很多网上的句式词汇,都被直接生搬到了口语里,多少就有点不对。我就听过不少把“话痨”说成“话唠”的——显然是先被错写成“唠”,继而就被根本没在生活里听到过这词儿的人读成了“唠”。

另外,可能也与作者们的阅读经历有关,看现在的很多小说,我都觉得那些作者是看翻译小说长大的。细看的话,或许连看的是哪国的都能猜个大概。

再就是,可能因为觉得写小说是个很严肃的事儿,写出来的小说就也很严肃。可读起来就也觉得严肃,读小说时仿佛就能看到作者们皱着的眉头、板着的小脸儿、吸着气的小肚子、绷着的小腿、以及使劲抠着拖鞋底儿的大脚豆儿。

不是怪他们,只是觉得遗憾。遗憾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描摹不出一个生气淋漓的张大民。当然,我想,张大民八成儿也不喜欢让他们描摹,真要是非描不可,给描急了,还有可能咬住他们不撒嘴。

08月
18
东东枪 | 发表于2013年08月18日 9:29 | 归类于【乱纷纷不由人催马拧枪】

2013年6月29日,我在知乎一个名叫”林语堂和南洋大学有怎样的故事?”的问题后回答说,南洋大学的事情比较复杂,可惜手边缺少很多资料,先占个坑,晚些来答。

如今已又过去近两个月。这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又四处搜集购买了一批与林语堂生平有关的各种旧书、资料,翻查了大约上百万字资料,并仔细阅读了其中与此事有关的约近10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1956年南洋大学官方编订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其中包括很多林语堂赴新加坡之后,当事双方的讲话原文及详细的会议实录,有些已经详细到会议上是谁先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谁是用国语说的,谁是用粤语说的,谁是坐着说的,谁是站起来说的。其中还有林语堂公布的预算方案全文、林语堂等人被遣散时领取的补偿金详单等。此外还有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见到。

在做完以上这些功课之后,我觉得大概有资格来认真答答这个问题了——

A. 此事基本事实:

南洋大学的事情说来头绪繁多而复杂,但基本事实很简单,我们先来理一理——

起初,是新加坡侨商领袖陈六使牵头,联合各界人士一起捐款凑钱,要为本地华人办一所大学,并决定聘请身在美国的林语堂来做校长。

之后,陈六使委派专人赴美商谈,并与林语堂多次通信。通信过程中,二人商讨的主要问题是钱的问题:林语堂立志要办“第一流大学”,并提出,办大学处处需要钱,否则捉襟见肘,就很难办好,据他看来,必须要有两千万元基金(叻元)才为稳妥,否则,宁可不愿赴任。原话是“此二千万基金必须筹足,此为弟接受校长职条件。”

而陈六使在回信中多次斩钉截铁地承诺,两千万不成问题,你快来。原话为“基金二千万元本非大事。南洋华裔慷慨好义,实繁有徒,而必要时弟仍当继续贡其棉薄。”

除此之外,林语堂还提出过一些要求,但如果总结一下,林反复说的无非是:我要办就要办第一流大学,二流三流的我不办,钱不够的话,恐怕难以办成这件事,你们有实力咱们就做,没有的话我去了恐怕也会出乱子。此外,既然让我当校长,我说话就要算数,不能让我无法施展我的抱负。而陈六使对此的回复也一直是:我们也要办一流大学,咱们慢慢努力。钱的事你万万不必担心,这都不叫事儿。只要你来,都听你的。快来。

沟通数月后,林语堂携一队人马抵达新加坡赴任。陈六使对林语堂欢迎备至。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案及预算,但这份预算遭到了南洋大学执委会的质疑及抵制,认为林语堂好高骛远浪费我们的钱。林语堂认为我是校长,你们早答应我来了就听我的,现在为何又说话不算话。

于是,双方开始就预算开始谈判、几番争执后终于无法调和,林语堂宣布带领自己的一队人马集体辞职。

最后,根据事先的协议,林语堂及相关人员得到了校方给予的一笔补偿费,离开新加坡。

简而言之,双方基本分歧,无非四个字:互争财权。

其余矛盾,皆因此而起。

B. 双方基本立场:

a.

在林语堂一方看来,关于财权的问题,赴任前的几番通信已经说的足够清楚(其实看过那些信件原文的人自然会理解这一点。林几乎是一种生怕自己说的不够清楚的状态,每次通信都是开门见山,先说一定要有两千万、让我说话算数我才赴任,甚至看出对方信中或言谈中有一丝含糊都要再写一封信去询问确实)。而到了新加坡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境况——不被信任、遭人掣肘。当初言之凿凿,如今全都作废。自己满怀着要办第一流大学的理想,如今看到的只是一群精打细算处处挑刺儿的生意人。既然如此,何必当时满口答应,骗我前来?几番争取,都无结果,只好败兴而归。而既然自己受了这样一遭诓骗,连累自己的一堆亲友遭受这样的委屈,最后接受对方的赔偿金也是理所当然。

b.

在陈六使一方看来,我们大家凑钱办学都是无私奉献,为当地华人谋福利,你林某人受聘于我们,当然要为我们办事。这些钱来之不易,当然要精打细算地花。你这样大手大脚,让我们实在不放心。对你提出意见,你还毫不服气,态度强硬,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毫无商量余地。刚一上任即是如此,以后还怎么得了?宁可赔钱,也要把你请走了。可你这样耽误我们的创校进程,竟然也毫不内疚,最后竟然还真的接受了大笔的赔偿金。我们那钱可都是大家出自热心,无偿捐献的,你就这样毫无愧疚地拿走了,也实在太不够意思,简直像是只为了骗钱而来的。

c.

而关于此事中双方的真实立场,还有另一种解读——

尽管双方在事前的沟通中以及日后的办学方针中都多次提到兴办大学只为振兴华人教育,不涉政治,但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里说,是林语堂一贯的反共立场得罪了新加坡的某些势力,尤以南大校董之一李光前为最。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其时陈嘉庚已在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任职。其时李光前接到陈嘉庚的来信,说南洋大学万不可由林语堂把持,要将其赶走。于是才有预算风波等事。林太乙也是南洋大学事件当事人,此种说法应是出自林语堂当时的认识,而南洋大学方面对此矢口否认,认为是林语堂信口胡说栽赃陷害。但据《纪念南洋大学》一书(胡兴荣著)记载,1954年陈嘉庚确曾致信自己的新加坡挚友林崇鹤,对南洋大学的创建提出很多建议,并明确反对林语堂担任校长,认为林“不但反动,品格亦不佳”。至于陈是否曾致信给自己的女婿李光前,则尚未发现明证。而南洋大学的创建人陈六使本人确实也与林语堂的政治观点相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陈六使曾在新加坡举办了一个千人大宴以示庆祝。而且,陈六使早年间就读于陈嘉庚创建的小学,后在陈嘉庚手下工作,受陈嘉庚影响颇深。(以上提及的林太乙观点出自台湾联经版《林语堂传》,大陆出版的此书中无此章节。)

C.各自的错误:

a. 林语堂的错误

1. 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林语堂不该应聘担任此职。林语堂在赴任南洋大学之前并无办学经验,亦无此类行政管理经验。唯有1926年代,曾在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但那段任职也闹得不欢而散,还连累了鲁迅等人。1927年曾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外文秘书,但也不久即请辞,宣称自己不适合担任此类职务。这南洋大学校长一职,并非教职,而是管家,林语堂只是个作家,并不称职,但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2. 办学计划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办一流大学”的理想固然没错,但陈六使等创办大学的目的只是要让新加坡等处的华人子弟能有自己的大学可读,也为南洋华侨争一口气。高端学府和大众学堂,本不是一码事。“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出来,自然人人鼓舞,无人不响应。但陈六使等人都是贫民出身,并没读过什么大学。“一流大学”到底如何办法,未必清楚。林语堂固然也曾在信中同意说此事不可一蹴而就,但其完美主义、充满文人理想的高标准,以及实现此理想所必须的物质支持,则注定与凡事务实的生意人们无法调和——林语堂自己显然对此也有担心,否则不会在与陈六使通信时对2000万基金一事千叮咛万嘱咐。林语堂对学子们自由徜徉于知识园地的情境所作的畅想,如“抽烟”、“熏火腿”等论,最后沦为新加坡人口中的笑柄,也可证明并没几个人真正听懂了林语堂的办学理念。

3. 人事班底中信用大批亲属,授人以柄。任命女婿黎明为行政秘书(等同副校长),女儿林太乙为校长室秘书,侄儿林国荣为为会计长。或是图其稳妥可信,但毕竟太过敏感。不出变故时亦无所谓,一旦反目,则必然成为对方攻击的要点。

4. 凡事苛求、计较,务求完美的态度,得罪了不少相关人士。从林语堂对那些未经他同意便已开工建造的学校建筑的苛求态度,以及对预算中各类明细事项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林语堂对于各类建筑的样式形态,都有设想、都有要求。而据林太乙《林语堂传》记载,双方在谈判中连桌椅样式都曾争执过。换做旁人,恐怕未必会因此类事宜与对方发生争执。不过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并未如高晓松老师在《晓说》中所述,下令或提议将已在建的校舍拆除,而只是要求“已动土者固无论矣,尚未动土者……俾得修改图样,以求合用”。

5. 林在发现自己与陈六使一方的分歧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够恰当,且态度直率粗暴,甚至不乏轻慢。林当时的做法包括向媒体公布自己与陈六使一方的争执细节、向海外英文媒体宣示自己的立场指责陈六使一方、试图聘请律师起诉对方(并未成真)、在谈判时不顾及对方尊严面斥对方咄咄逼人、态度一直强硬毫无示弱之意……这些方法,都未免天真幼稚,非行事老练狡猾者所为。不但激化矛盾,让对方不得不摆出更强硬的姿态来(否则何以面对手下及群众?),更授对方以口实,也在公众面前尽失风度。

6.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如指责对方控制报章媒体、指责校董中某人将建筑项目只为包揽求利、以及之前提到的指责对方是受亲共势力指使等。也许有些是确有证据不好明言,但恐怕仍有一些是出于猜测并无实据,一旦脱口而出并向海外媒体宣布,看来则颇似栽赃,尤其是他所指责的是在当地颇有威望,为人赞颂的侨界领袖,则这种指责不只得罪了领袖本人,亦得罪了其所有支持者。而且,其中一些是关乎政治立场的指责,都是大是大非,极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造成恶劣影响,让对方不得不倾尽全力加以反驳批判。

7. 领取遣散费离开之时,未曾顾忌新加坡民众感受。离开新加坡之时,林语堂等人全额收取了议定的遣散费用。林语堂好友徐訏后来在文章里评价此事,认为此事是“无法使情、理贯通融合”,或可理解为,徐訏认为此举“合理,而不近情”。徐訏还说——以语堂文章之飘逸,而拘泥于意气微利之争,不知是否所谓“做事须认真”这句话害了他。我想当时如有一个高明的“师爷”予以指点,或仍可使其顿然返悟。甚至把已争得之钱,于临行时捐赠南洋大学,也正可使陈六使之六愕然自残的。(林语堂领取遣散费是否该算作“错误”,似乎颇有讨论余地,徐訏的说法似乎比较公允,“合理,而不近情”,虽然未必算得错误,但终归不妥。至于临行之时将遣散费奉还,只是徐訏个人的想法,处在林语堂当时的境地,恐怕满腹冤屈愤懑,是无法扮此潇洒的。)

b. 陈六使一方的错误

1. 失察——林语堂是否适合担任南洋大学校长,本应是事前做好充分调查论证的。无数侨胞协力齐心兴办的大事,不该如此不慎重。林语堂缺无办学经验,亦无行政管理的才能,为人也是天真自由,更对南洋情况缺乏了解,办学理想也与陈六使等人不同,选择林来做南洋大学校长,本身就是失察、失职。让林语堂误以为双方办学理念已沟通清楚,可以调和,也不应当。后来的矛盾,都根源于此。

2. 轻诺——陈六使在与林语堂通信时,对林语堂提出的所有条件一概答应。其中明确包括须筹足基金二千万叻元,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等。而且陈六使还详细解释,为何自己一定有办法如期筹够所有经费,口气十分豪迈。但矛盾发生之后,陈六使自己也承认当时的信“写得太过太好”,是言过其实了,并且还解释说“犹如吾人经营,聘请经理,当然要说好话,不但赋予全权且年终有花红,但经理既经营不得法,资本日减,吾人岂可再赋以全权,及奖以花红乎?”其时林语堂完全谈不到“经营不得法”云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南大执委会筹钱也确有困难(承诺的二千万基金实收仅四百万元)。

3. 寡信——轻诺必然寡信。林语堂抵达新加坡后遭遇的就是一群“寡信”的校董。之前的承诺全不作数,筹款不足、财权不放。毫无“用人不疑”的气派。

4. 不以说理服人,而以道德要挟——在于林语堂谈判的过程中,当地媒体即大肆对林语堂的道德进行指摘,当年的报道如今还在,看一看,几乎全是下作偏激的小报文风。而当时林语堂气愤的也是这一点,因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东家亦正是与林争论的陈六使等人。而这样的文风,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绵延未决,从1950年代南洋大学官方对此事的总结文章,到后来一些南洋大学校友对此事的描摹,行文颇多无聊指摘,亦不乏捏造诬蔑。比如高晓松老师曾经引用过的说法——林语堂是毛遂自荐并在达成协议前单方面宣称自己已经被聘任为校长,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就颇为可疑。消息的源头来自于1976年某刊一篇文章,除此文外,目前我见到的所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都未提及林语堂单方面宣布即将上任一事。连南洋大学的官方出版物里都只称相关人士抵达美国后与林语堂商谈,“一拍即合”。此外,无论事发当时,还是后来岁月,对林语堂的谴责大都脱不了“拿走了南洋民众捐献的血汗钱”一事,并时常举出当时新加坡三轮车夫联合捐款一事。这张感情牌打了数十年(查阅当时的捐款明细——《各界捐赠南洋大学基金名录》,三轮车工友同业会的捐赠金额仅有21660.51元,于基金总额中所占比例实在微乎其微),动不动就拿三轮车工友的捐赠来说事,并在报章上大篇幅刊载无从了解具体真相的劳工民众对于林语堂办校理念的指摘,也实在是比较无聊。

D. 何以如此?

谈完双方各自的错误不妥之处,我们来试着揣测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a. 林语堂方面——

林语堂崇尚自由闲适的人生,却也过着积极认真的生活。他常用来自况的那副对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是一个大略的总结。之前所引徐訏的话,说的就是此事。

“做事须认真”,导致林语堂做事经常过于“讲理”,而不“近情”。尤其是林语堂自幼接受基督教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反倒涉猎不多,虽然后来曾努力补课,但其人生观之根基,终究是比较西化的。后来留学欧美各国、40岁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居住,更让其作风十分“洋派”。其著作《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虽然说的是中国文化,但却几乎是以一个旁观者视角来评判欣赏的——也正是如此,才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位。相比之下,他远不如生在中国乡村,长在南洋商界的陈六使等人“中国”。再加上陈六使等人都是商人出身,林语堂却一身的文人脾气,双方沟通完全是鸡同鸭讲。林语堂认为一言既出自然应当照办,陈六使却觉得客套而已何必较真。林语堂认为既然受辱受气,拿你的赔偿金是天经地义,对方却觉得合作未成拿走遣散费未免太不仗义。一边是承诺契约,一边是面子人情,沟通必然无效。

这种认真,表现在处事细节上,则经常是苛求完美,不肯容忍、不留情面。之前谈到的一些事迹,即属此列。(顺便提一句:林语堂是天秤座。)

同样,林语堂的金钱观也一直比较“认真”。一方面或许与以上所说的“人格西化”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林娶了个银行家的女儿,常有内助协理此类事宜有关。南洋大学一事上林语堂对金钱的认真让很多人诧异,但据旁人回忆,林语堂1930年代赴美之前,在上海变卖家中已经无用的家具,无论亲朋好友,挑选中某件,林家便照价收钱。连林语堂的同胞弟弟拿走某些家具,也照收不误。此事已经让当时的一些人咋舌不已。而林语堂却视此为合情合理,十分坦然。这样的林语堂,怎么会在领取遣散费的时候觉得愧不敢收?

另外,林语堂生性热情、满怀理想、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自视聪明、有创作才华,但却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洞察,一生作品大多浅薄,并非人情练达之辈。看他所作的那些小说即可明白。这导致他在处事为人上也常显出几分幼稚来,绝不似鲁迅的老辣深刻。年轻时,这可被理解为勇猛凌厉,但一旦年老,则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对比其早年杂文与晚年的《无所不谈》,应该可以看出来。

或可总结为,与很多人一样,林语堂是个有政治热情,而无政治智慧的人。表现在南洋大学一事上,则是有创业之心,而无成事之才。

郁达夫曾评价林语堂“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林语堂怕是将此话当真了。但即使是郁达夫的赞扬,也先埋了一个“憨直、天真”在前头。林语堂对自己能力的错误判断,导致他一时自信爆棚,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一职位。

同时,在与人争执时,行动毫无策略型,也是其本性幼稚的表现。“做事不随东,累死也无功”这种世俗道理不知林语堂是没有听过,还是听过了也不认同。反正从他的行为上来看,他不只是“不随东”,而是时时处处无视对方的立场与尊严。当面直斥对方领袖、证据不确凿时公开指责、事后发表文章追加罪名……很多不必要的盲动、不理智的出击,断送了和解的可能,也让对方不得不以全力反击来自证清白。

谈到具体的办学理想上,林语堂一直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如一片丛林,将学生放入丛林让他们自己觅食、自己成长,才是培养出上等人才的正途。“熏火腿”、“抽烟”之类说法即是根源于此。但这对陈六使等人来说,未免太过飘渺。与南洋侨商集资办学的初衷更是不符。

而林语堂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不快经历,正是因为财权、行政权都被架空,不仅是林语堂自己的事业理想无法实现,他辛辛苦苦邀请来的一班教授也陷入窘境——现在厦门大学仍有一间展室模拟鲁迅当时在厦大用酒精灯煮青菜的穷困状况,那便与林语堂那次经历有关。这次来做南洋大学校长,先谈钱、权归属问题,也是因为曾有前车之鉴的缘故。

b. 陈六使阵营方面——

陈六使等人筹资办学,是出自报答社会的公益之心。虽然都是商人出身,但这次却是义举。也正因为是义举、因为包括自己在内,都无私捐出款项促成此事,才在心里油然而生了一股神圣感——事实上,看之后几十年相关当事人以及普通南洋大学相关人士对此事的回忆,无不被笼罩在这股悲壮的基调之下。(南洋大学后来命运多舛,最后无奈消亡,这也让南洋大学校友们更多了一份愤懑不平。林语堂事件与南洋大学最后的归宿,似乎正充当了南洋大学校友们缅怀母校抒发愤懑的出口。)

而心怀着这份正义神圣之情,自然容不得他人对此事的轻慢马虎。林语堂应聘出任校长,是完全当做一项工作事业来做,虽有创业热情,却没有这股敬畏之心。这对陈六使及相关当事人,甚至对当时普通的新加坡华人民众来说,恐怕都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连我们生意人都放弃赢利赚钱的心思了,你一个读书人却来跟我们斤斤计较,谈的都是钱钱钱,未必有些过分。

这样的心态加上既有的担心,就变成了处处提防和各种揣测,后来发展成了彻底的不敢信任。

陈六使等人背后是否有亲共势力指使,目前尚无明证,但恐怕即使受了影响,也不会是主要原因。

但林语堂后来在国际社会上对陈六使等人(甚至是当时新加坡社会)政治倾向的指责,却是十分危险的。其时新加坡华人夹在国共两方势力中间,明智的做法当然是两不得罪。尤其陈六使等校董大多是商人,得罪任何一方都打不应该。此时林语堂抛出这样的说法,扣在陈六使等人头上,陈等能做的必然是动员一切媒体关系,反驳林语堂的说法、丑化林语堂的形象,告诉所有人,林语堂居心不良,其人所说全不可信。

而这样的攻讦,直到如今,效果仍未消退。

E. 总结一下。

林语堂在南洋大学的这段经历,矛盾核心在于互争财权,起因是陈六使一方的轻诺寡信与林语堂的毫不相让,根源在于双方对于办学理想及处事模式等方面的分歧。

但之后的这些年里,林语堂对此事再不提及(林语堂晚年自传《八十自叙》里对这场风波一字未提,我以为此事颇耐寻味),南洋大学的相关当事人及后来者却出自捍卫母校及个人、族群尊严的目的,不断对林语堂的作为撰文贬斥,其中也不乏有失公允的偏激之词。

而很多并不了解太多内情的观众、解读者也根据片面的材料,得出一些过于简单粗暴的观点,如将此事的原因一股脑归结为林语堂人品恶劣等等。

以上这些固然也只是我个人对此事的梳理解读,未必符合历史真相,但希望能比那些简单粗暴的结论,离真相更接近一些。

林语堂的这段经历,我最早是十几年前于一些林语堂传记书籍中读到,对于一个自认为与林语堂有很多共同弱点的人,此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我时常会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想起林语堂在那段时间所犯的错误,并以此自省,修正自己的蠢行。希望我的这些梳理和解读,也为同样可能犯下此类错误的旁人,做一提醒。

03月
24
东东枪 | 发表于2011年03月24日 3:10 | 归类于【乱纷纷不由人催马拧枪】

2006年11月23日是我进入广告行业,成为一名copywriter的第三天。
那天的上午,时任资深文案的宁叔儿送我一本名叫《文案发烧》的书,说:学写文案,学做广告,可以从这书读起。

从那时开始,我以大约平均每年一遍的频率读着这本书。
起先读的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徐凤兰译本(2004年8月第一版),后来觉得这个译本有很多问题,便又于2009年3月在Amazon美国网站订了一本英文原本(Hey, Whipple, Squeeze This: A Guide to Creating Great Ads, Third Editon, John Wiley & Sons, Inc)。

近来,又在书店发现这书在大陆出版了新的中译本。
书名仍为《文案发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湛庐文化出品,译者为赵萌萌。

买了一本回家。近几天开始读。但很快就发现,以前的译得不好,这新版译得更差。
尤其是对照原文阅读,发现错误荒谬之处甚多。
原书是文案高手所写,本该有上乘译笔,犀利文风,才配得上原文的水准,但这一译本,不仅文采平平,而且更有很多地方误解原文,歪曲原意。

比如,我刚才翻到该译本中几页,与原文对照发现的如下问题——

1.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9页,“这件事给了小说中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以启发”。
英文原文中为”The account executive in the novel took the lesson…”,客户执行变成了客户经理,译者凭空给那AE升了职。

2.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9页,“为什么这个杂货店老头儿会那么让人讨厌?”
英文原文为”What vexes me so about this old grocer?”
知道上下文的自然能清楚,在这句话里,“让人讨厌”(让观众讨厌)与“让我讨厌”(让作者讨厌)大不相同。

3.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9页,“让我烦恼的是,阿炮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而作为创意,阿炮系列也还真算不上是什么好广告。”
英文原文为”What troubles me about Whipple is that he isn’t good. As an idea, Whipple isn’t good.”
这两句是同意反复。并没有什么转折关系。似可译为“我之所以厌烦阿炮系列广告,是因为这并不高明。从创意角度来看,这并不高明。”

4.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9页,“我想问问那些拿高销量……”一段,之前本有单独的一个段落——”As an idea, Whipple isn’t good.”是重复前文所说的那句话。译者直接删掉了。
个人认为,不该删。原作者重复这句,重复得很好。

5.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9页,引用奥美前创意总监Norman Berry的话里有一句“当然,广告的目的之一就是促销”。
英文原文为“Of course, advertising must sell.”
我没看到哪儿有与“目的之一”等说法对应的措辞。这句话显然应该译为“当然,广告必须促进销售。”或“当然,广告必须为销售服务。”
译者可能也并不知道奥美祖师爷那句“We sell or else.”所以,“必须”就变成了“之一”。

6.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9页,引用奥美前创意总监Norman Berry的话里有一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公众对广告的印象日益递减。”
这不是人话。印象有好坏,并无多少,谈不上“递减”。
而且,原文里用的是advertising,而不是advertisement,指的是广告行业,而不是广告作品。差不少呢。
似可说成“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公众对广告行业的印象越来越差。”

7.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10页,“无论我要求多么苛刻,都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英文原文为“No matter how cynical I get, it’s impossible to keep up.”
cynical不是要求苛刻,而是充满恶意地讥诮刻薄。
这句话似可译为“无论我怎样恶意嘲讽,都还是配不上他们的所作所为。”
或者贫一点儿,可说成“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们,可是,我还是输了。”

8.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10页,“时刻关注大众肯定会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很苛刻,这几乎都是因为我们送进他们起居室的那些糟糕商品。”
原文为“Certainly, the viewing public is cynical about our business, due almost entirely to this parade of idiots we’ve sent into their living room.”

这句里头,viewing public显然是个名词词组,译成“广大观众”应该就可以。而“时刻关注大众”是动词词组。错了。
cynical跟上一句犯了同样的错误。不只是苛刻。
而this parade of idiots指的是电视广告中那些讨厌的傻逼人物,而不是什么商品。

所以,这句似应翻译成“广大观众当然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挑三拣四冷嘲热讽,这大概都是因为我们送到他们起居室里逼着他们欣赏的那一群群蠢货。”

9.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10页,”阿炮先生的案例并不新鲜。”
原文为“My problem with Whipple is not a new one.”
联系上下文,应译为“我对阿炮的这种反感,其实早有人有过。”或者“因阿炮而起的这种困惑,其实也非我首创。”

10.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10页,”几年以前,威廉·伯恩巴克就曾遇到过类似情况,商业广告不需要为了增加销量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原文是“Years ago, it occurred to a gentleman named William Bernbach that a commercial needn’t sacrifice wit, grace, or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increase sales.”

这句话有两个问题。
首先,“years ago”应翻译为“多年前”或“当年”,而非“几年前”。
William Bernbach生于1911年,死于1982年。随便Google一下就能知道。
事实上,徐凤兰译本中说,这句话是1949年说的。这叫“几年前”?

其次,我不得不说,把”sacrifice wit, grace, or intelligence”译为“不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实在是十分混蛋的。
合着人家是说广告这玩意儿就得一拍脑袋一个?哼哼。

这句话,徐凤兰的译本就译的很好:“早在1949年,威廉·伯恩巴克先生就指出过:不必以牺牲广告的灵气、优雅和智慧为代价去促进销售。”

您自己不会翻译还不会翻翻别人译好的么?
说您丢人现眼算冤枉您么?

11.
赵萌萌译本《文案发烧》第10页,“当他开始证明这一点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原文为“And when he set out to prove it, something wonderful happened.”

这句倒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我真是不明白,”wonderful”为什么要译成“意想不到”呢?
谁说wonderful就意想不到了?人家是去prove,最后也prove成了,怎么还“意想不到”了呢?能比您这译文还“意想不到”?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出自该译本的9、10两页。
两页而已。

其实,前后多翻几页就可以看到更多荒谬低级的错误。
比如将writer译为“作家”——译者可能一时疏忽,忘了copywriter也算writer?
再比如把“What?!We don’t have to suck?!”译为“我们不一定要销售”——说真的,这句真把我气乐了。头几页不是刚说“advertising must sell”么?翻译翻不好,怎么记性也不好了呢?而且,哪个牛逼广告人会说“我们不一定要销售”这种屁话?

文风译笔如果算是苛求,忠实原文原意则一定算是基本标准。
我好歹也算个文字工作者,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这甚至并不需要译者英文能力如何高强——哪怕差些,只要足够认真、多下些功夫,也不难做到。要真是天资不好,学识不够也就罢了,可要只是不用心,不认真,则大不应该——这实在是辱没了这样一本好书。

因此,作为一头广告从业者、一条文字工作者、一砣热爱该书的读者,我不得不在此向译者郑重表达我的鄙视。

12月
20
东东枪 | 发表于2010年12月20日 2:24 | 归类于【乱纷纷不由人催马拧枪】

以上是绿色和平近日推出的“筷子森林”行动。
8万双使用过的一次性筷子,复原成了一篇筷子森林。
详细介绍在http://act.greenpeace.org.cn/kuaizi/,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呼吁大家减少、拒绝一次性筷子,是一件会引来很多争议的事情。
对于很多相关的说法、口号,我也曾有过很多疑问。为此也跟很多相关人士讨论过。
事实上,今晚我还曾就此在MSN上跟拇姬老师展开了一番友好而激烈的互掐,各执一词据理力争还不时夹杂“呸”、“操”之声。

目前为止,我对这事儿的认识是这样的——

* 无论一次性筷子是用何种树木、怎样的木材制作,都并不能改变其“一次性”的本质。
* 一种本可以重复使用的资源,被变成了“一次性”的产品,只使用一次就被抛弃、丢掉,一定是不合理的。通俗点说,这叫“浪费”。
* 再廉价的资源也是资源。性质没什么不同。
* 好比说,大家都知道要节约纸张——如果一张纸可以双面打印,就最好不要只打印一面。不论那纸是用怎样的原料制成,这种节约用纸的做法,恐怕也没人反对。如果有人要求大家节约用纸,想必也没人会说这是闹剧——不知道为什么提到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就会有人摆出各种理由反对。同样是珍惜资源、充分利用资源而已。
* 如果这种资源本来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或者本没必要“一次性”,那这种将其制成一次性产品的做法就肯定是低效、落后、不值得提倡的。
* 好比说,如果有人发明了“一次性电视机”——看一天就必须扔掉。想必大家都能理解这有多不靠谱儿。而筷子也本没有必要“一次性”。
* “一次性注射器”之类,也是“一次性”,但那是因为不得不一次性,因为不一次性就难以保证品质(比如“卫生”)。筷子不一样。
* 也并不能因为制作一次性筷子养活了多少农民、工人与企业,就说使用一次性筷子有什么合理性。我觉得这事儿用经济学书籍里常提到的“破橱窗”故事就能解释。随便砸破一扇窗户也能给卖玻璃的、修玻璃的人带来额外的收入,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是浪费。
* 我们也不会因为有人靠烧制瓷器为生,就把所有饭碗碟子都使用一次就摔掉好再去买新的。我们都知道这有多傻逼。
* 更何况,农民工人都不傻,他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性筷子这一条生路,那些木材也并不是只有被做成一次性筷子这一种用途。除了已知的,恐怕还可能有很多未知的用途。
* 如果所有的一次性筷子都能被以极低的代价合理回收、利用,则“一次性筷子”已经不那么“一次性”,那似乎还好点儿,但在一次性筷子大多不被回收的情况下,拒绝、少用,还是最好的。
* 很多文章幻想一次性筷子使用之后还能被回收,用来造纸等等——大家随便看看周遭的情况,也能知道在当前的中国,这种事儿真正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 有人说“反一次性筷子”是闹剧。相比之下,我觉得反“反一次性筷子”更像闹剧一点。
* 反“反一次性筷子”,不管动机如何,事实上都是在反“反浪费”。如果这样做合理,那反“节约用水”,反“反对浪费纸张”也都有理。
* 总之,关于一次性筷子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细节问题我还没找到定论。但有一个原则,应该是大家都能认同的,即——确实有必要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
* 事实上,即便是曾经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且与我在此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看法的拇姬老师,也表示同意这个原则。
* 在他发给我的那篇对于一些反对一次性筷子的活动提出质疑的《新京报》旧文里,也明白无误地提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呼吁检讨当代社会“一次性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数量。事实上,不久前公布的我国首部针对餐饮企业制定的行业规范文件《餐饮企业经营规范》就提出,建议餐饮企业减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等餐具的使用”。
* 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其实很简单,所谓“替代方案”也没有那么难找——自己随身带双便携筷子、或者至少在单位、宿舍备一双可重复使用的正常筷子就好。
* “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固然有执行难度,但减少使用则人人可以做到。如果有人承诺“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但实际上只能做到“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我会觉得这样的签名承诺仍然挺有意义。

我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事儿逼。不大会胡乱签字、承诺什么。我不确定我的这些认识都靠谱儿,但确实是阅读了一些各方的讨论文章,跟一些相关人士聊过几次,并经过以上这些考虑之后,才去http://act.greenpeace.org.cn/kuaizi/签了名,承诺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并且帮助转发相关的信息。

而如果有人与我一样,觉得有必要减少(并呼吁别人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希望也能帮助在各处转发一下以上的图片,或那个签字网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