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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枪 | 发表于2014年06月07日 11:34 | 归类于【乱纷纷不由人催马拧枪】

 

1.

朋友在微信上发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十几年前的我,坐在我们那县城中学的宿舍床上,手里捧本杂志,正挤眉弄眼着。朋友怕我想不起来,几秒钟后又发来一条文字消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想得起来。那是1997年的冬天,我读高中一年级,校门口外报刊亭的老板跟我很熟悉,每月都给我留一本《小说月报》。我在12月份的《小说月报》里读到一篇名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中篇小说,觉得有趣,就在宿舍里念了几段给同学听,结果他们听得乐不可支,就让我接着读,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天,其间还吸引来了几个新听众,结果是我把整部小说在宿舍里给播讲完了。

现在想来,当时主要还是爱其“贫嘴”,喜欢那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鲜活语感,但对那贫嘴之后的“生活”也多少有些感触,主要是觉得这张大民太不容易了,这一家子太不容易了。

后来,读大学时,买过一本刘恒老师的小书,里头有一些他关于这部小说的文字,他提到,当时搞过一个关于这部小说的读者座谈会,其中一批读者认为“幸福生活”其实是“不幸福生活”的意思,另一批读者认为“幸福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结果两拨儿人在现场掐起来了。

2.

在一篇创作谈里,刘恒说,他在这部小说的构思笔记上有一句话:“反映生活的艰辛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

除了这艰辛和破坏,我觉着,还有人的顽强。那些没抓没挠无依无傍的普通人的顽强。死皮赖脸地乐乐呵呵下去的顽强。“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顽强。

小说后来被改成了电影,又被改成了电视剧。我都看了。看完之后一琢磨,最喜欢的还是小说,其次是电影,最后是电视剧。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跟小说里的张大民相比,后来的张大民都没那么“浑”了。

浑才好。因为,浑才对。

不浑,不足以应付这样的艰辛,不足以抵挡这样的破坏。

而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上映时,刘恒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也提到:“我觉得不管多困难,人自我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欢乐。这是自己的盾牌,一个最后的盾牌。”

我觉得这话说得好。我说不出来,但觉得特别对。就好像我看张大民的贫嘴,也觉得学不上来,可又深表赞成。

3.

那本小书里,还有一篇刘恒老师写的短文,叫《王八咬人》。谈的是《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的精神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精神,翻译一下,就是“王八咬人不撒嘴”。

秋菊是不撒嘴的王八,张大民也是王八。只不过是另一个品种的王八。不是王八想当王八,往现实里说,是逼到那份儿上了,只能当王八。往励志上说:不撒嘴是王八的唯一出路。

“王八咬人不撒嘴”这七个字太好了,听着就那么神完气足,简直想找个书法家给写成条幅挂在家里。就跟范德彪挂“从头再来”,刘能挂“不容易”似的。

写“锲而不舍”当然也对,但总不如“王八咬人不撒嘴”那么痛快。这是大白话的力量。

4.

能用真切实在的大白话写东西的作家太少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少。反正是总觉着还是不够用。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作为一个民间曲艺爱好者,从小到大在相声评书二人转里听到过不少地道而鲜活的口语,听惯了那些人的词汇语气,再去听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台词,就经常觉得夹生。

记得看一电影,里头一人敲门,边瞧边问:“有人在那里吗?”让我别扭了半天——这是读惯了“Anybody there?”,连“屋里有人吗?”都不会说了?

特别想隔着银幕问问电影里头、问问我臆想中负责出产电影的那间小黑屋儿里——有人在那里吗?

5.

我总猜想这与普通话的广泛推行有关——全国各地的口语都已渐渐被书面语同化,很多原本存活在各地口语、方言里的表述方式都慢慢隐退了,年轻一代人接触地道口语的机会很少。再加上网络时代,大家“读”得多,“听”得少,很多网上的句式词汇,都被直接生搬到了口语里,多少就有点不对。我就听过不少把“话痨”说成“话唠”的——显然是先被错写成“唠”,继而就被根本没在生活里听到过这词儿的人读成了“唠”。

另外,可能也与作者们的阅读经历有关,看现在的很多小说,我都觉得那些作者是看翻译小说长大的。细看的话,或许连看的是哪国的都能猜个大概。

再就是,可能因为觉得写小说是个很严肃的事儿,写出来的小说就也很严肃。可读起来就也觉得严肃,读小说时仿佛就能看到作者们皱着的眉头、板着的小脸儿、吸着气的小肚子、绷着的小腿、以及使劲抠着拖鞋底儿的大脚豆儿。

不是怪他们,只是觉得遗憾。遗憾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描摹不出一个生气淋漓的张大民。当然,我想,张大民八成儿也不喜欢让他们描摹,真要是非描不可,给描急了,还有可能咬住他们不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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