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读了一批阿城的东西，小说散文都有。因为大陆某出版社最近出了一本《阿城精选集》。小说里最喜欢的是《棋王》，那个年代，别人还在写眼前的鸡毛蒜皮时，阿城已经写出了那么超越时代的、细腻而又磅礴的东西。小说里有一段，说“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读到时，只觉得该哇哇大哭一场才好。王一生的悲与壮，太光彩夺目了。

2.
以前却并不知道《棋王》有这般好处。确实读过，且分明记得当时读过后也喜欢，也觉得好。却没到这种程度。现在想，是因为读到得太早——是大约十三四岁时读到的，当时是读初中二三年级，从学校图书馆借书读，可那图书馆确实也没多少书，我借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981年中篇小说选》之类，反正一年一本，看完就再借下一年的，似乎是从70年代末一直看到了80年代末，好多作家都是那时候知道的，比如陆文夫、蒋子龙、从维熙什么的。《棋王》就是在那些书里读到的。看早了，哪看得出好处来啊，白瞎了。可毕竟是读了，所以这些年里一直也没再读过⋯⋯这事儿挺典型的——相逢太早，反而导致相识太晚。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了。

3.
金正日去世那两天，想起以前我妈跟我说过的她的亲身经历——我朝太祖爷晏驾的时候，消息传来，就有领导干部来通知大家，那人哽咽着喊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都给我哭！！！”包括我妈在内的群众们听了，就一起赶忙哭了起来。我把这事儿写到了网上，马上有一群人过来质疑，说我造谣，说这事儿不可能，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特别真诚，都是真心悲痛⋯⋯唉。认定了一个标准答案，就相信全世界都必定只是这一个标准答案，而不会有标准答案之外的可能，这种教条程度真是超出我的想象了。

4.
还有一事也类似：10月17日-12月16日我吃了俩月素，最早在网上宣布说我要开始吃素戒酒以两月为期时，话一出口，引来一大堆陌生人，言之凿凿地说“放心吧，肯定坚持不下来！”之类预言。这事儿我也挺纳闷的。要是身边熟悉我的朋友根据我平时的习性推测出我这人缺乏耐性难以坚持也就罢了，可那么多完全不了解我的陌生人，为什么第一反应会是这样的话呢？因为他们以己度人，认为没人可以坚持下来？那未免也太可悲了——竟然连吃两个月素这种事都会被他们认为是无人能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还能相信什么呢？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那些没看过电影就开始大骂导演坚决表态给出定论的，真是叫人费解。

5.
又见有人讨论“恢复繁体字”，还发起了投票，让大家选要不要恢复。我没投票，因为不知道投什么好。我是喜欢繁体字的，其优点也不必我来说了。但又总觉得哪怕喜欢，也挡不住这个必然的趋势。甭管大家喜欢不喜欢，总是要变的。再者说，真要恢复，恢复到繁体字哪够呢？至少恢复到秦代或者秦代以前的样子才对吧？

6.
自12月22日起在台湾出差。先到台北，再去高雄，现在又回了台北。到台湾的第二天早上就冒小雨去了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头天晚上在网上查了，发现人家修整房屋，休馆至12月31日。但第二天早上一时冲动还是去了，原想只在门前墙外看看走走也好，但竟在院内扫地老伯的帮助下得以进门，老伯当时只说了一个条件——“放你进来可以，但拍的照片不要放到网上”，理由是最近在装修，乱七八糟的，传上去的话“不够好看”。正说着，碰上纪念馆主任来上班，便得以在她热心陪同下参观了整修中的故居，也得以到林语堂的墓前一拜。很欣慰，很幸福。

7.
除这次来台北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以外，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去过了，但去的是五里沙，而不是坂仔那处林语堂童年教堂。厦门鼓浪屿上林语堂结婚时的房子去过了，但见到的是断壁颓垣。林语堂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工作时的旧址去过了，因为就是现在被视作鲁迅遗迹的那处。林语堂在上海时住的是忆定盘路，就是现在的江苏路，具体是那栋房子没考证出来（以前大致推算过，似乎正是江苏路延安西路附近，记不清了），但江苏路是走过不少次了。这样算下来，比较重大的遗憾似乎是反倒一直不知道林语堂在北京时住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证过（不过，北大红楼附近是到过不少次的）。再有就是，其实当年一度就工作、居住在圣约翰大学原址（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附近的，不知为何当时却从没想过进去走走，太二逼了。不过这个很好补，以后要补上。

8.
这次来台湾的头一天，台湾同事问我什么感觉，我只说觉得很像上海。气候、街景、氛围都像。但过了这几天，才慢慢觉出更多不同来。有一些若放在我们那边儿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奇观的细节，让我觉得，可能得人家这样，才配叫“civilized”吧。老这么想，老这么觉得，就难免有些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像是自化外之邦而来，人家才是天朝上国。那些大唐时自番邦而来的外人，初到长安城时，怕就是这样的心态吧。以前跟到过台湾的朋友聊，得到的回答是，台湾是“一个更好版本的中国”。照我说，有这么一version挺好的。老话儿说的好，“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9.
买了陈昇跨年演唱会的票，30日去看。本来有点犹豫，因为觉得未必有票，且31号未必有时间。但在网上查了查，发现30号还有一场，且竟然还有数张余票⋯⋯还发现，今年这演唱会的主题叫——“爱情的枪”。赶忙下楼到可以代售门票的便利店买了一张。现已到手。我得知陈昇每年会开跨年演唱会这事儿得有十几年了，盼望有机会来看这跨年演唱会也实在是不少年了。这些年在北京已看过两次小型的陈昇演出，但完整的演唱会是从没见过的。兴奋盼望中。

10.
最近利欲熏心，将在某刊开写专栏。前半年是有意陆续把手边的所有专栏都推了，几个月后终于又在稿费诱惑下决定重操旧业了。真是悲欣交集。欣是因为有稿费可拿，悲则是因为这稿费要交稿才给，而要交稿又必须得先写出来⋯⋯哎，翻滚吧，那啥！

1.
读了张北海的小说《侠隐》。读得最愉悦的部分是书中对于北京胡同地理及街市风貌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大酒缸、烤肉馆、破败的天桥⋯⋯都只在唐鲁孙夏元瑜等人书里读到过，干面胡同、内务部街、东四十三条等，则都是我较熟悉的地方。比如干面胡同，因为一度是我从地铁站到工作单位的必经之路，恐怕是走过上百遍的。在这书里跟随他笔下的人物一起走街串巷蹿房越脊，心下不禁与自己曾亲见的那些景象相比照，忽似，忽不似，似与不似之间，恍忽忽就回到了1936年那个温厚可亲的北平城。但除此之外，却没读出什么别的好处来。30多万字，抵不上老舍短短几千字的《断魂枪》或《恋》，与冯骥才的《神鞭》比，也未必能及。往好里说，或许接近《京华烟云》的水准？张写散文或许能不错（没读过），但据这部小说看，怕是配不上腰封上那些人的推荐褒奖的。

2.
人多嘴杂是个可怕的事，不是人人都有足够的战斗力参加言论肉搏战的。前些天看网上有美国一老经济学家到华尔街示威现场与愤怒群众对话的视频，就颇有类似感触——人家是既具备见傻逼不惊的沉着定力，也掌握巧妙应对傻逼的高超技巧，我则两者皆无。浮躁而不凌厉，不如退避迷途。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尚未完全免疫，所以只好不断提醒自己，得区分好网络各处的不同用途及调性。该在此处说的话决不在他处说，该在彼处甩出去的东西也不必留给这里。人多嘴杂，篇幅有限，不是能掰扯透道理、说明白想法的。

3.
最近似乎没看到什么好电影。《丁丁历险记》挺失望。《3 idiots》又去电影院看了一遍发现被中文翻译毁了。《翻滚吧！阿信》故事讲得东拉西扯。《树先生》有亮点但也似乎也止于那些亮点而已。还看了Jim Carrey 2005年的老片《Fun with Dick and Jane》，片子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有那么几刻，竟觉得Jim Carrey像是被卓别林附了体。

4.
去参加各种座谈会、见面会越多，就越怀念我们的【小朋友聊天会】。在我参加过、见到过的各种聊天、座谈活动中，【小朋友聊天会】的欢乐程度与营养含量，都是数一数二的。而大多数类似活动，都被无聊的陈年冷笑话、各种吹捧客套、低质量的东拉西扯、或干脆是连绵不断的冷场所充斥。有时候我是坐在台下，可以自由退场，怕的是有时坐在台上，就只好尴尬陪笑。

5.
看到作家张大春在网络上提到孙大伟。我对孙大伟了解并不多，最早是看过一部关于广告的片子，他是片中的主持人，后来也翻过一些他写的书、看到过一些他当年的作品。不过，身边一些来自台湾的同事是当年曾在他手下工作多年的老下属，于是就听他们提到过一些零散的细节，尤其是去年他去世之后。而当他们提到这个人时，似乎每个人都是充满了虔诚、尊重与亲切。这是最令我震动的一点，比他那些作品更让人震动。
这样的人不只孙大伟一个，从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似乎颇听说过几位被视作传奇的前辈广告从业者。他们的做派与他们的作品一样被各种后辈传说评议着，其中很多人都以曾同他们共事、被他们指引、为他们赏识为荣。而这些传说中的主角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已不在江湖。

6.
近来常跟同事聊一个话题：现在这个时代里，广告这个行业，以及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好像都已越来越没有尊严了。客户不再把广告人视为专业素质可供信赖的专家、当做能帮他们创造奇迹的伙伴，而只把他们看做可以呼来喝去的奴仆。我们看看Mad Man里描述的时代，似乎不是这样的。我们想想那些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业界掌故，似乎也不是这样的。广告从业者曾经和医生、律师一样，是一群专业的、被人尊重的家伙。而如今，他们只是一群唯唯诺诺讨好逢迎、生怕客户不按时付帐、随时奉命熬夜加班修改layout的小卒。客户对广告从业者的尊重有时甚至不如餐馆食客对厨师的尊重——食客会说某道菜太咸，却不大可能板着脸走到厨房里把一页菜谱扔到厨师的脸上说：别废话，就照这个做。这当然是广告工作者自己的问题——广告工作者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专业、不被人尊重的人。我们没有永远给出专业的建议、产出值得尊重的作品。《文案发烧》那本书我读了不少遍，但印象最深的还一直是第一章，在我看来，那一章里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好广告。

7.
前几天被吴虹飞老师谬赞为“精通国学”，这固然是客套式的挤兑，或者叫挤兑型的客套，但即便如此，我也实在不愿这样的四个字落在我头上。于是只好当场答复她说：“从您这话里能看出两点来。第一，您不了解我。第二，您不了解国学。”
国学这事儿吧，还是有个严肃的定义的。记得以前似乎在这儿说过类似的话：相声大鼓之类玩意儿要是能算做国学，《月牙五更》就能当国歌。不能因为我喜欢这些玩意儿就硬说那是“国学”，就跟我哪怕再喜欢凤凰传奇也不能说他们是bossa nova天团一个道理。而至于我，据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恐怕终生是与“精通”二字无缘的——这事儿，看林语堂就能看出来。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浮躁气，不肯下笨功夫的懒惰习性，一辈子都不大能撼动，若再管不住自己，多几分沾沾自喜的傻气，就更必定是像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前辈所说滴辣样：“完蛋的媳妇儿”——完蛋操了。唉，左看右看，Master of Nothing的封号，怕是早已在未来等我。

应某刊之约，让谈谈2011年读到的书，让选3本，每本300字左右。前两天就随便写了下边这些。其实2011年读到的印象深刻的书还有一些。只是读过后的感受也都是些碎片，未必值得一写。而且这一年里新书读得少，旧书读得更多些。但人家让谈的这话题，恐怕多少得有点时效性，所以还是挑了几本较近出版的。只是自己印象深刻，谈不上推荐。因为实在是读书这事儿吧，也是个投缘对劲的事儿。昨天去参加一活动，出来之后还有朋友问我有什么书可以推荐，我也跟以往一样茫然失语，不知如何推荐才好。这就好比有一陌生小伙子非得让我告诉他什么样的姑娘最适合他，我也肯定不知道。各有各的好处呗。再者说，有人从垃圾堆里也能学会点儿科学知识，有人在翰林院工作半辈子也写不出幅靠谱儿对联，光推荐本书有什么用呢。

周云蓬《春天责备》

2011年初有友人送我一本《春天责备》，里边收录的是民谣歌手周云蓬的诗、文及绿妖撰写的《周云蓬小传》。下半年读了，读过之后只觉得钦佩且惭愧。 作为一名盲人，周云蓬竟完成了那样大量的阅读，竟实现了这种质量的写作，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读后感自然是肤浅而无聊的，念念不忘作者的盲人身份实在大可不必，周云蓬在该书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我但愿能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盲与不盲确实与生理状况无关，而周云蓬确已置身于很多文字工作者都未曾见到过的光明之内。而这件事，似乎也正配得上该书某篇文章末尾周云蓬的一句感叹——“辛酸呀辛酸，万幸呀万幸。”

刘香成《中国：1976-1983》

摄影师刘香成的作品集《中国：1976-1983》先是推出了精装的大开本，之后又推出了简装普及版。两版的封面选用的是不同的照片——大开本的封面上，是一个滑旱冰者在高大的毛泽东雕像下优美划过；小开本的封面上，则是一对依偎着的恋人在公园长椅上瞥见摄影师镜头，满脸狐疑的模样。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受聘于西方新闻社和媒体的刘香成拍下了很多这样的情境，这些恰是那个年代大部分国内摄影师集体无视的微妙场景。对照2010年底为纪念《人民画报》60周年而出版的“中国生活”系列图集阅读，这种感受就更加显著：同一个中国，只是抓拍与摆拍之分，就呈现出十分不同的样貌。同样在2011年出版的摄影师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也可为证。

阎连科《四书》

很多作家都曾建议读者少读中国当代小说，而应多读国外作品。我却不太听话，一来是各种翻译腔实在读不下去，二来是总觉得阅读中文小说常可获得读外文小说完全不能带来的快感。如阎连科的《四书》，放下其情节人物主旨等不谈，仅其语言，就已令人叹为观止。阎连科曾在书中（《我的现实，我的主义》或《发现小说》，记不清了）提到，应为每个故事找到最适合它的语言。在《四书》中，这语言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出来的。熟悉阎连科以往作品的人想必早已熟悉他文字中上乘的节奏与奇险的修辞，但即便如此，《四书》给人的震撼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我这种见识浅薄的读者来说，更是如久居空旷荒原的人乍见莽莽密林，如看惯赵孟頫王羲之的人惊见傅山笔下的丑拙支离。